春秋經文：

　　五月，鄭伯突出奔蔡。

左傳：

祭仲專，鄭伯患之，使其土胥雍糾殺之。將享諸郊。雍姬知之，謂其母曰：「父與夫孰親？」其母曰：「人盡夫也，父一而已，胡可比也？」遂告祭仲曰：「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，吾惑之，以告。」祭仲殺雍糾，尸諸周氏之汪。公載以出，曰：「謀及婦人，宜其死也。」夏，厲公出奔蔡。

公羊傳：

突何以名？奪正也。

穀梁傳：

譏奪正矣。

本文大致說祭仲太過專權，鄭厲公派祭仲的女婿雍糾殺掉他。雍糾要在郊外宴請祭仲以便下手，他的太太雍姬知道後，便問母親：「父親和丈夫誰最親近？」母親說：「你出嫁之前，人人都可做你的丈夫，父親只有一個，怎麼能相比呢？」於是雍姬就告訴父親祭仲，祭仲殺了雍糾。厲公載著屍體逃亡，說：「和婦人謀劃大事，他死得應該。」

本篇文章用了蠻多的「省筆」的技巧，比如說「使其 胥雍糾殺之。將享諸郊。雍姬知之…」文中都沒有交待雍糾在郊外宴請祭仲是要如何設計殺害他，只說要在郊外宴請祭仲，作者把它省略了中間人物思考的繁複過程。另外在『遂告祭仲曰：「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，吾惑之，以告。」祭仲殺雍糾，尸諸周氏之汪。』這之間也用了很多「省筆」，只知道雍姬告訴爸爸祭仲她的疑惑，然後就接到「祭仲殺雍糾」，卻沒有交待祭仲是如何視破雍糾的計謀，而雍糾發現被祭仲視破時，心中是多麼的惶恐，表情是如何的緊張…這些都直接省略，就一筆帶過說祭仲殺了雍糾。《左傳》有許多處都是採用「省筆」的技巧，如：一方面讓文字精簡，一方面製造情節的緊湊性，因為有的史實敘述太多，反而覺得累贅，拖延了情節的戲劇張力。

《左傳》說明突之出奔，乃為祭仲所逐。傳事不傳義。《公羊》以經書突之名，不書其爵，是貶其奪忽之正。《穀梁》以經文乃譏突以庶孽奪正，都以此經文為夫子筆削之辭，孔穎達正義說：「凡諸侯出奔，皆被逐而出，非自出也。舊史書臣以逐君，仲尼修《春秋》，責其不能自固，皆以自奔為文。」則是左氏學者也認此經為夫子筆削之辭，但奪正之義，要正確可信些。

故事中的祭仲妻子和女兒的對話，談到一個婦人是父親親呢？還是丈夫親呢？祭仲的妻子告訴女兒說：父親比丈夫親，自然有它的道理在。但也有一個不同的觀察角度：一個婦人結了婚，和丈夫裸裎相見，為他生兒育女，相夫教子，和丈夫過大半輩子，怎能說她和丈夫的關係不比父親親呢？丈夫和妻子的關係，是人倫的基礎，夫婦之的關係比父女關係還要密切。所以，在古代男權的社會中，才會有「在家從父，出嫁從夫」的說法。

事實上身為妻子與身為女兒，是不同的角笆的扮演，兩者本來並不衝突，也無從比較；一旦兩者不能兼顧時，照理在兩難的權衡中，該衡量的應該是：哪一方面有理？哪一方合乎公義？無奈，政治本身是有什麼公理、公義存在。雍糾要殺祭仲，固然不對；祭仲後來不也殺了雍糾？而且不留餘地。我們人遇到情感矛盾衝突時，往往很難理智地思考，而會徵求他人意見，提供意見的人，又常會考慮自己的利益，所提的意見，可能是對自己有利，未必對當事人真正有好處。試看祭仲的妻子對女兒所說的話，可能就因為覺察到神色有異，又是嚴肅的問題，她便很自然地說出了一番對自己絕對有益、對女兒卻未必真有好處的話來。若是雍姬請教的人，不是母親，而是婆婆，或者是大姑、小姑的話，基於不同的利益考量，是否會有完全相反的答案？故事可能就會是截然相反的結局了。當然，雍姬跑回娘家，去向母親詢問，表示她潛意識裡還是親娘家，為父親考慮遠甚於為丈夫考慮的。那麼，她並不親婆家，也正因為親娘家，才會有矛盾衝突，才會有「告密」的舉動。雍糾不能讓他的妻子愛他甚於一切，又不能讓她和婆家人親近，他是注定要斷送性命的了。

    鄭厲公並不是什麼賢明的國君，他恨祭仲專權跋扈，指示雍糾去刺殺岳父，完全是為了行動易於奏效，並沒有考慮到雍糾或雍姬的立場。看情形，雍糾似乎一點也沒有顧慮，他的政治目的高於一切，唯有雍姬個人內心激起了「為人妻」與「為人女」的取捨選擇。換句話說：祭仲與雍糾岳婿兩並沒有什麼情感，兩人都絕情，而雍姬則是深情難捨，卻又不得不割捨其一。不論丈夫死或父親死，在她來說都是悲悽、缺憾。有時細玩《左傳》的敘述，未必是雍糾洩漏計謀，只是雍姬從設宴地點推斷：事有蹊蹺；也有可能雍糾接受任務之後，神色有些怪異，雍姬機警，而引起疑惑。雍糾雖然未必洩密，但雍姬確實機警，她又親娘家，受母親言語的影響，雍糾便逃不了一死了。